【458期】幸婧:Agency Conflicts and Tax Aggressiveness: Evidence from China

  • 发布时间:2016年04月22日浏览次数:1099

Agency Conflicts and Tax Aggressiveness: Evidence from China

 

2016412日,第458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。企业避税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话题。本期讲座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幸婧博士,她报告了对于代理冲突与企业避税两者关系的研究。讲座由陈钊教授主持、陆铭教授、罗长远教授、吴建峰教授、李婷博士以及部分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讨论。

首先,幸博士的研究问题由三部分组成。作为研究基础的问题是,如何检验代理冲突与企业避税决策两者关系。在幸博士的研究中了,代理冲突指的是内部人(控股股东)和外部人(少数股东)之间的冲突。进一步,幸博士希望检验企业避税与内部人抽租二者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?第三,幸博士非常关心,在考虑政治因素的情况下,代理冲突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又将如何变化。

在文献综述环节,幸博士发现,一方面,现有研究认为企业避税对少数股东有益,也就是说,通过企业避税,企业用于投资和支付的现金流将会增加。另一方面,内部人和少数股东的代理冲突也会导致“不充分”的避税,这意味着,更多的内部人抽租——这是代理冲突更为严重的表现——将会导致更少的企业避税意向。然而,幸博士列举的最新的研究表明,为了达到反侦察的效果,企业避税往往需要复杂性和迷惑性,而这一点也往往成为管理投机主义行为滋生的温床。由此,幸博士指出,企业避税与管理佯动(managerial diversion)应是互补的,也就是说“避税越多,抽租越多”。

由此,幸博士收集了2003-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。她检验了企业避税与内部人抽租的关系。幸博士假设,控股股东是决策者,他们会利用内部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支配权的分离。尽管大多数研究不能够直接度量抽租,幸博士成功地直接使用数据了来度量抽租现象。

幸博士认为,内部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支配权分离的程度越大,就意味着更为严重的代理冲突。因此,她假设如果内部人面临更大的分离,就意味着企业更有避税倾向。为检验这一假设,幸博士构建了基本实证模型,其中她使用现金有效税率作为因变量,另外她使用C/O率(控制权对现金支配权的比率)作为自变量。她控制了企业的资产回报、总资产规模、金融杠杆率、销售增长率等变量。同时,她加入了年份哑变量、省份哑变量以及行业哑变量。

为了测度政治关联程度,幸博士收集了企业披露的董事会董事建立信息。幸博士搜索简历中涉及政府关联的关键词,由此判断该董事是否具有政府背景。随后,幸博士用有政府背景董事数除以董事会董事总数,计算政治关联率;对于这一关联率,幸博士为国有企业设定了70%的阈值,为非国有企业设定了50%的阈值;最后,假若关联率超过阈值,及判定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性,则Connected哑变量为1,否则为0。幸博士将Connected哑变量、Connected哑变量与C/O的交互项加入到基本实证模型中,做进一步研究。

基于实证结果,幸博士得出结论认为:1)与国有企业相比,非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为严重的代理冲突问题,从而也出现了更多的避税行为,并且针对少数股东发生了更多的抽租行为,这一发现印证了企业避税与抽租两者互补的假设;2)在非国有企业中,政治关联可以缓解代理冲突对于企业避税的效应;3)与非国有企业相比,国有企业会因为非常不同的原因使用金字塔股权股权结构。

 

/石烁 周龙飞 摄影/石烁